1949年2月14日，周恩来电告东北、华北两局，指示：“原到华北的民主人士，业已多数去平。现在东北的民主人士，应即接他们来平，以便能集中协商大计，并准备新政协筹备会的成立。”
2月25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一行35人，在林伯渠等陪同下，乘专车由沈阳到达北平。
这以后，黄炎培等也先后抵达北平。至此。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的各方面爱国民主人士基本上安全到达解放区。
这个时候，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时机已经成熟。
新政协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召开的。1948年4月25日，毛泽东致电在西柏坡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通知他们到城南庄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的议题之一就是：“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27日，毛泽东又致信晋察冀城工部刘仁，说明这个准备邀请各方代表在解放区召开的会议，“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
城南庄会议期间，各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和团体发表谈话，响应“五一”口号，但是在他们各自发表的宣言或声明中，大多数将中共提议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新政协”。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宣言提出：“我们不要把政治协商会议这个名词和过去的政协混淆了意义，旧的反动者的政协，已经因他们撕破而过去了，行将召开的‘新政协’，是完全由各阶级各阶层的人民临时代表商讨国是，亲帝国主义分子、封建主义反动派、官僚资本主义垄断者，不会再让其幽灵复活，混进革命的阵营，更没有美帝国主义者阴谋魔手鬼祟出没的余地。”此外，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致公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人民救国会等也一律采用“新政协”或“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
毛泽东很快采纳了民主党派的意见。自6月以后，在他起草的文电中同样使用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6月13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致上海局、香港分局并告潘汉年电，请他们向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征询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开会时间、地点、何人召集、到会代表及应当讨论的问题等项意见。8月1日，他复电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等并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诸先生赞同敝党五月一日关于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此后在会议筹备的一年多时间中，“政治协商会议”改称“新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新政协”。周恩来曾对此说明：“我们的政协会议，加上一个‘新’字，以区别于旧的政治协商会议。”
最初决定召开新政协的地点是哈尔滨，但是召开的地点和时间曾经做了几次改动，
至于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毛泽东最早在致刘仁的信中，曾提出拟于1948年秋季在哈尔滨召开。但是当年9月，中共中央在致香港分局的电报中改变了计划，设想新政协召开时间大约在1949年春季，提出“各方人士须于今冬明春全部运入解放区，方为合适”。一个月后，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致东北野战军林彪等人的电报，再次将新政协开会的时间推迟，改在夺取平、津及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完成东北与华北的统一后，于1949年夏季在北平召开。
1948年11月，随着济南解放和辽沈战役的胜利，毛泽东将原先预计用三年打败国民党的估计大大提前，认定再有一年即可完成，下令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在平、津指日可下，东北、华北、山东等各大解放区即将连成一片的胜利形势下，新政协各项筹备工作也加快进行。25日，中共中央东北局高岗、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与抵达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朱学范、高祟民、李德全达成《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将召开新政协的时间最终确定于1949年。但因此时北平等一些全国性的大城市还未得到解放，《协议》又规定：会议具体应在1949年何月举行，应视各方代表到达情况，与地点问题一并由筹备会决定。
1949年上半年，随着北平、天津、南京、汉口、上海、太原等大城市相继解放。8月19日，毛泽东致信江庸指出：“时局发展甚快，新政协有迅速召开之必要。”随后，21日，新政协筹备会分别通知参加会议的各单位代表于9月10日前抵达北平。
关于新政协的性质和召开办法。1948年中共城南庄会议和“五一”口号都明确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目的和任务是商讨如何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等问题。毛泽东随后致信李济深、沈钧儒重申：“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定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信中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这表明按照毛泽东最初的计划，政治协商会议应由中共、民革、民盟三党联合召集。
10月8日，中共中央将《关于新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以下简称《诸问题》）发给高岗、李富春并东北局，向在哈尔滨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朱学范、高祟民7位民主党派领导人征求意见。周恩来同时就文件内容与在河北的民主人士符定一、周建人等进行协商。《诸问题》是中共首次就如何召开新政协向各民主党派正式提出商谈的书面文件，由周恩来草拟，经毛泽东审批。文中对原计划做了重大修改。
对于新政协的性质和任务，《诸问题》明确规定：“会议所应讨论和实现的有两项重要问题：一为共同纲领；一为如何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里不仅首次提出新政协要制定《共同纲领》即临时宪法，而且不再提新政协的任务是商讨如何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中共在文件中说明，正在准备有关《共同纲领》的草案，并提出关于建立中央政府问题，可先行交换意见，以便提交筹备会作初步讨论。中共随后在与民主人士达成的《协议》中进一步建议：“建立临时中央政府即民主联合政府（即由新政协产生或由人民代表会议产生）。”这表明中共领导人此时已有以新政协或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意图。
10月下旬，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章伯钧、蔡廷锴向中共提出：“新政协即等于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可产生临时中央政府，现在对内对外均需要、待全国统一后，再成立正式的。”周恩来立即接受这个建议，于11月3日致电东北局：“依据目前形势的发展，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经全国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即迳由新政协会议产生。”在次年新政协筹备会成立的会上，秘书长李维汉和林伯渠先后明确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要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在本质上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至此，新政协完全改变了原定的协商性质和任务，被赋予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对于新政协的召集办法，《诸问题》已不提会议由三党联合召集，而改为由中共及赞成“五一”口号的各主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一起组成“新政协筹备会”，共同发起召集。一个月后，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在达成的《协议》中确定，新政协筹备会由中共、民革、民盟以及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无党派民主人士等23个单位组成。
《诸问题》和《协议》最初还曾规定，新政协筹备会共有三项任务：一是负责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各方代表人物；二是负责起草新政协的文件；三是负责召开新政协的正式会议。两文件还根据当时的客观条件，计划组成筹备会代表约20人左右，成立地点在哈尔滨。其成立的具体时间，“待各方代表到有过半数，即13人左右；或各单位到有过半数，即12单位时，即可成立。”这些规定和计划后来都发生重大改变。
在经过精心准备之后，1949年6月15日晚，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开幕。
7时40分，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走进会场，顿时场内响起热烈的掌声。毛泽东身穿深灰色中山装，含笑坐在主席台右前排101号座位上。周恩来副主席坐在毛泽东的右边，左边是朱总司令。
23个单位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人民团体，共134人出席了这次会议。周恩来担任临时主席并致开幕词。毛泽东、朱德、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陈嘉庚等先后发表了讲话。
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召开新政协的时机已经成熟，筹备会的任务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
他充满信心地说：“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朱德在讲话中说：“人民解放军是中国民主运动的最忠实的支持者，而在现在它就是新政治协商会议及即将成立的民主联合政府的最忠实的支持者。现在，新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全国人民民主政权即将建立，人民解放军将成为这个人民政府的坚定不移的柱石。为此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之日，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预祝筹备会的成功，预祝新政治协商会议的迅速召开，预祝民主联合政府的成立，预祝独立的、民主的、统一的新中国即将出现于世界。”
李济深代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讲话，他无比激动，上来便深情地说：“全中国人民，盼望有一个民主的、独立的、和平的、繁荣的中国出现，已经很久了。为了它，牺牲了无数的烈士的头颅鲜血；为了它，牺牲了无数的人民的生命财产。到今天，障碍我们建国的一切反动势力快要完全消灭，我们可以顺利地建立一个符合人民愿望的新中国了，这是何等高兴的事！”
沈钧儒在讲话中说：“钧儒是曾经以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的资格参加过旧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分子。从旧的政治协商会决议被蒋介石彻底撕毁，到今天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之日止，足足经过了三整年的时间。这三整年时间，是用千百万人民的血与泪写成的历史，是中国的革命对于反革命进行最后清算斗争的历史，同时也就是四亿七千五百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及伟大人民领袖毛泽东先生领导之下争取彻底解放的历史。”
他说：“今天所开始筹备的这个新政协会议，虽然不是通过全民普选而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但是因为它将尽可能广泛地包括全国各阶级、各党派、各人民团体，乃至各种职业、各种信仰的广大人民的代表，它的实际威信，一定是不亚于一个人民代表大会的。
郭沫若代表无党派人士讲话，他以诗一样的语言，抒发了他的激情：“今天的新政协筹备会的开幕，正好像在黑暗中苦斗着的太阳，经过了漫漫长夜的绞心沥血的努力，终于吐着万丈光芒，以雷霆的步伐，冒出地平线上来了。”“我不能不以满怀的热诚，庆贺这新生的太阳出升。我更不能不以满怀的热诚，庆贺这新生的太阳永远上升，永远不会下降。”“这是规模宏大的新民族形式的史诗的序幕，是畸形儿的旧民主主义转换到新民主主义的光荣的开始。”
陈叔通代表产业界人士讲了话。陈嘉庚代表海外华侨讲了话。
会议期间的毛泽东心情很好，他对民主人士表现出了非常的亲切、热情和尊重。
在会议休息时，毛主席主动和代表们握手，边握手，边询问姓名。代表们奇怪的是，每当代表报出了姓名，毛泽东很快便能说出对方的职业或者籍贯。可见，对代表名单，毛泽东是仔细地研究过了的。
毛泽东和葛志成握手时，问了他的姓名后说：“噢！你是上海的教师代表，是从山东解放区来的吧！”
葛志成非常纳闷，像他这样一位普通的代表，毛泽东怎能熟记在心呢？
接着，毛泽东坐下来同葛志成谈话。毛泽东对上海教师民主运动的斗争情况很了解，并问了好多实际情况。他称赞上海教师工作做得好，是支援解放战争的一支重要力量。并说：“你的工作做得很好嘛！”
葛志成赶忙回答说：“我们的工作有一点成绩，是党和您领导的结果。”
他转达了上海教师对毛泽东的问候。讲了自己在国统区从事地下工作时，曾经读过《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得到很大的教育和启迪。说那时只是从书本上见到毛主席，现在亲眼见到毛主席，心情自然感到格外亲切兴奋。毛泽东仔细地听着，深刻体验着这来自基层的声音。
蔡廷锴的秘书林一元，是第一批自香港北上的。筹备会开幕中间休息时，他站在签到处，毛泽东休息时步出大门看见他，便主动问他的姓名，林一元报上名字。毛主席很快就说：“啊，你是民促的。”
林一元心说：毛泽东日理万机，接触过的人物，何止盈千上万，我不过一个普通的小人物，当时也只是一个一般的工作人员，但一说出姓名，他很快就指出我的政治面貌，这样强的记忆力和平时对干部、对民主党派的关怀，怎能不令人惊叹而又佩服呢！
在晚会上，大伙在跳交谊舞，林一元坐在离毛泽东不太远的地方。毛泽东再次见到了他，便主动起来把林一元拉到一旁的椅上坐下，极其和蔼而又慈祥地交谈起来，亲切地询问林一元的经历。
林一元简略地把从参加北伐战争起一直到从事民主运动的历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当谈到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进入广东潮汕失败的经过时，毛泽东说，当时的起义部队应该首先在江西建立根据地嘛，为什么急急忙忙进军潮汕呢，这不是给了敌人以逸待劳的机会，起义部队结果失败了。
谈到19路军在福建组织人民政府很快失败的经过时，毛泽东问：你的意见怎样？
林一元说，福建人民政府仓促成立，当时只有高层领导人之间的商量决定，广大官兵都不了解是怎么一回事，更不用说人民群众了。加上军官内有部分人又受了蒋介石的收买，发生了内部叛变，因而没有经过什么重大战斗，部队很快就瓦解了。
毛泽东说，根本的原因，恐怕是没有充分发动群众，革命没有群众作基础怎么行！
稍稍停顿了一下，毛泽东接着说，当时我们党是“左”倾机会主义占统治地位，没有很好支援十九路军，也是你们很快失败的原因之一，否则，十九路军就不会那么快瓦解，革命的形势也将完全不同了。
最后，林一元说，过去各方面反对蒋介石的斗争，都先后失败了，只有今天，在您老人家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您的教导是历史的总结呵！
毛泽东很诚恳地说：革命是要大家来的嘛！
6月16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继续举行，到会124人，李济深任执行主席。会上，李维汉报告了预备会的情况；李济深报告了本日会议讨论的议案；周恩来作了关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的解释报告和草案第八条关于表决方式的说明。会议修正并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名单。
当晚，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到会委员19人，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议决议：
推选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
以李维汉为常务委员会秘书长，齐燕铭、余心清、周新民、孙起孟、宦乡、沈体兰、罗叔章、连贯、阎宝航为副秘书长。
设立秘书处、庶务处、招待处、新闻处等四个工作机构，并以梁蔼然为秘书处处长，周子健为庶务处处长，申伯纯为招待处处长、宦乡为新闻处处长。
通过《各单位代表参加小组的办法》。该办法规定本会议设立6个小组，分别进行以下各项工作：第一小组，拟定参加新政协之单位及各单位之代表名单；第二小组，起草新政协会议组织条例；第三小组，起草共同纲领；第四小组，拟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第五小组，起草大会宣言；第六小组，拟定国旗国歌国徽方案。
指定李维汉为第一小组组长，章伯钧为副组长；谭平山为第二小组组长，周新民为副组长；周恩来为第三小组组长，许德珩为副组长；董必武为第四小组组长，黄炎培为副组长；郭沫若为第五小组组长，陈劭先为副组长；马叙伦为第六小组组长，叶剑英、茅盾为副组长。
通过《关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全体会议执行表决具体办法》。此办法规定：一般决议，由各单位列名第一之代表起立表决；重大议案，由主席采取全体起立之方式表决。
6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小组召开成立会，拟定参加新政协之单位及其代表名额，并拟提请新政协筹备会全体会议通过。
6月18日，负责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的第二小组举行成立会，推定周新民等草拟讨论提纲，并定于6月28日举行第二次会议，根据提纲讨论后的情况，再推举代表草拟新政协组织条例草案；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的第三小组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由中共起草共同纲领的初稿，组员则分为政治法律、财政经济、国防外交、文化教育、其他（包括华侨、少数民族、群众团体、宗教问题等）五个小组讨论，写出具体条文，供起草人参考；负责起草政府组织大纲的第四小组举行成立会，推出张志让、张东荪、滕代远、严宝航、雷洁琼、陈其尤、林砺儒7人草拟讨论提纲，张志让为召集人；负责起草新政协大会宣言的第五小组召开成立会，推定郭沫若、胡愈之、胡乔木拟出宣言初稿。
6月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继续举行。到会者126人，周恩来任执行主席。会上，李维汉代表第一小组作了《关于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草案）》的说明，并通过了这个规定。
关于党外人士参加会议的政治标准问题，早在1948年3月，毛泽东在一份党内通报中就对团结和将来邀请参加新政权的党外人士提出了“采用我党口号、反蒋反美、联共联苏”的政治标准。这个标准，后来在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党外人士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10月，中共中央在《诸问题》中正式提出党外人士参加新政协的政治标准，即：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组成新政协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必须反对美帝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随后，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在达成的《协议》中更严格限定：“南京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不得许其参加。”
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共不断修改并放宽了参加新政协党外人士的政治条件。《诸问题》发出后仅7天，中共中央致电高岗、李富春，对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和“反动分子”做了进一步区分，指出：“在被邀请的各民主党派及某些团体中，一般都有右派分子，仍须让其有少数参加，在产业界和其他各方面也还会要邀请个别对群众有一定影响和联系的右派分子。”电报中特别指出，只要基本上同意中共原则，保证中共和进步分子在新政协中占绝对的优势，“则让若干右派而不是公开反动的分子参加，在策略上是必要的”。
11月，中共中央又致电高岗等人，提出在临时中央人民政府可能迳由新政协产生情况下，“应多邀请一些尚能与我们合作的中间人士，甚至个别的中间偏右乃至本来与统治阶级有联系，而现在可能影响他拥护联合政府的分子，以扩大统战面。”这个指示表明，中共开始改变原先要根本排除“南京政府系统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的规定。稍后，毛泽东于1949年2月与“上海和平代表团”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举行非正式谈判，在达成的面交李宗仁的八点协定中提出：李宗仁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后，“南京政府参加新政协及参加联合政府之人选，由中共（包括民主人士）与南京政府商定之。”4月，周恩来在递交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中明确指出：李宗仁在《协定》上签字并实施后，由中共负责向新政协筹备会提请南京政府代表参加新政协，并负责提议，“在民主联合政府中应包括南京国民政府方面的若干爱国分子，以利合作”。此事后来虽因李宗仁拒绝签字未能实现，但仍反映出中共当时尽可能吸收党外人士，乃至争取南京国民党政府一切爱国分子参加新政协的政策变化。
随之，会议规模不断扩大。按周恩来等人最初的设想，这个邀请各方代表来解放区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不过是个百八十人的会议而已。”1948年9月，周恩来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名单。其中，从港、沪和长江以南到解放区的有李济深等共77人；在平、津的有张东荪等共24人，两批共计101人。随着确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具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性质，中共为使会议真正代表全国各民主阶级、各民族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决定增加参加新政协的成分、单位和名额。10月，中共提议邀请39个单位参加新政协，后经与各民主党派协商并达成协议，去掉了原名单中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拟邀请单位共38个，并将邀请参加新政协的代表人数扩大至200～300人。但这个代表限额很快又被突破。
而在政协筹备会上，经过周恩来与各民主党派代表反复协商，最终确定：
（一）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为45个单位，代表总额510名。
（二）每一单位，其代表名额满10人以上者，得推选候补代表2人，不满10人者，得推选候补代表1人，候补代表得列席新政协会议。
（三）除45个单位外，另设一个特别邀请单位，其代表资格、名额与人选，均由常务委员会协商推定。
（四）510名代表名额分配为：党派代表142人，区域代表102人，军队代表60人，团体代表206人。
随后，筹备会上还对上次全体会议通过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作了文字上的修改。最后，会议还通过了两项临时协议：
（一）邓初民、许德珩、沈钧儒等提议全体代表起立向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致敬，全体代表当即一致起立，热烈鼓掌。
（二）毛泽东提议在本年7月7日由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各党派、各团体、各单位联名发表纪念文件，即经会议一致通过。
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就“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名称问题作了说明。他说，“无党派民主人士”是由于历史的发展形成的一个组织形式。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严重压迫，有许多民主人士只能单枪匹马地从事民主运动，如郭沫若、马寅初等。他们虽然未形成一个政党或组织，但领导着、联系着许多方面人士在奋斗，长期参加我们的民主政治活动。因此，严格、正确地说，无党派民主人士是没有党派组织的、有党派性的民主人士。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一共开了5天，6月19日闭幕。
20日到22日，平、津、沪各报纸相继发表社论，拥护新政协筹备会的成立。
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成员有广泛的代表性，整个会议的气氛也是团结、和谐的，但有些共产党员过去长期生活在农村，同如此广泛的党外民主人士合作共事还是第一次，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因而在会议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问题。
会议最后一天，有一位民主人士提议，向毛泽东和朱德发致敬电，另一位民主人士认为也可以不这样表示。这时有一位农民代表（共产党员）站起来说：我们农民只知道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从我们劳动人民来看，只有共产党、解放军才能使中国得解放。
周恩来对这个情况非常重视，他在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党组会上，严肃地指出了这个问题。他说，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具体组成。中央政府成立后，政协便成为中共领导的各党派的协议机关，国家的一切大事都可以事前在此协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长期的，我们要善于和党外人士相处，态度应该是谦虚的，诚恳坦白的。对原则问题一定要争，对非原则问题要善于妥协。不能性急，更不能怕麻烦。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长期合作，保障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断得到巩固。
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新政协筹备会的党组干事会，由21人组成，周恩来、林伯渠、李维汉、徐冰、李立三为常委，周恩来担任书记。
周恩来在新政协筹备会党组会上报告《新政协筹备会的工作与统战工作》。报告中说，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具体组成。中央政府成立后，政协便成为中共领导的各党派的协议机关，国家的一切大事都可以事前在此协商。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闭幕后，最重要的，也是最敏感的是协商参加新政协代表的具体名单。
周恩来要求代表名单应包括各方面的代表人物，体现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既要有较大的代表性，又要照顾到相互间的协调平衡。这样，协商代表的取舍非常费事。周恩来不时为了代表人选的斟酌，费时达数周之久。他还特别注意将那些组织不纯的团体与这些团体中有一定代表性的民主分子加以区别，对前者加以拒绝，对后者则邀请其以个人身份参加；对于抗日战争以来拥护过我党政策的开明绅士，在解放战争中作过贡献的，包括护厂有功和投诚起义的技术管理人才，邀请他们参加政协，以为今后建设所用。
经过各方面协商，参加新政协的代表初步确定后，7月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新政协筹备会常务会，宣告“代表中国人民意志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已经成立，不久就可以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议。产生民主联合政府，着手新中国的建设工作。”8月26～27日，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再次开会，周恩来在讨论政协组织法时指出：在人民民主国家中需要统一战线，即使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要有与党外人士的统一战线。要合作就要有各党派统一合作的组织。如果形成固定的统一战线组织，名称也要固定，建议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9月7日，周恩来向已到北平的政协代表作《关于中国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时，进一步指出：人民政协会议，“是一百多年来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牺牲奋斗的果实”，“是三十年来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获得胜利的集中表现”。它的任务是团结各种力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在全国未普选以前，它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普选以后，“它仍将以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存在，国家大政方针，仍要经过人民政协进行协商”。这样，筹备新政协的工作基本结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在即。